赵连友，孙英贤，李玉明，等.
我国高血压防治70年光辉历程[J].中华高血压杂志，，27（12）,-.
（请以中华高血压杂志纸质版内容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健康，日益重视高血压的防治研究工作。在政府部门、专业团体、医疗机构及广大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高血压在流行病学调查、基础研究、人群防治、临床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和可喜成绩。
固定布局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完成了6次高血压抽样调查，为高血压流行趋势提供了宝贵数据[1]。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协调我国11省市开展了人群调查，成人高血压患病率5.1%，这是我国首次报道高血压患病情况。～年，我国举行了第2次高血压抽样调查，在中国医学科医院（医院）牵头组织下，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年龄≥15岁城乡人口，高血压患病率为7.73%。首次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超过万。医院组织了第3次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年龄≥15岁人口高血压患病率11.26%，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万。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组织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称为第4次高血压人群调查），年龄≥15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为17.70%（年龄≥18岁患病率为18.80%），估算全国高血压患者1.60亿。
在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根据我国以往高血压患病率的增长趋势，采用几何级数法估算，我国年龄≥15岁人口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4.0%，测算全国高血压患者2.7亿。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5.2%，人群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46.0%、41.0%和14.0%。比年的30.6%、24.7%、6.1%有明显改善。-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组织全国高血压人群调查可算是第6次调查，年龄≥18岁居民高血压患病粗率为27.9%(标化率23.2%),人群高血压知晓率51.0%，治疗率为45.0%，控制率为17.0%。比年均提高了50%以上。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呈增长态势，可能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城镇化进程和老龄化社会等因素有关。—年全国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患病率首次超越了城市地区。不同民族间的高血压患病率存在差别，藏族、满族和蒙古族高血压的患病率较汉族人群高,而回、苗、壮、布依族高血压的患病率均低于汉族人群。
高血压发病率的研究相对较少,一项研究对我国名年龄≥40岁的非高血压患者于—年进行了平均8.2年的随访,男性和女性的累计高血压发病率分别为28.9%和26.9%,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年调查表明，正常高值血压（～/80～89mmHg，1mmHg=0.kPa）检出率为34%，估算全国3亿人。正常高值血压者10年内有50%可能发展成为高血压，是庞大的高血压后备军。所以，预防高血压应当从正常高值血压控制入手。
固定布局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从建国初期到年,有关高血压发病机制和降压药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年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医科院）将高血压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张锡均、华光、陈孟勤等教授建立了神经性高血压犬动物模型,提出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可能是高血压发病的主要因素。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利用他们建立的多种高血压动物模型,从萝芙木、葛根、川芎等中药材中筛查具有降压效果或心血管保护作用的有效成份。曾贵云等发现中国萝芙木总硷的降压作用确切，其降压有效成份主要为利血平，年生产出了我国第一种降压药物-降压灵（中国萝芙木总硷）[2]。年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高研所）成立。年在邝安堃领导下，研制成功“复方降压片”，开创了降压药物小剂量固定复方制剂的先河。20世纪60年代初，邝安堃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气功防治高血压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列研究，还建立了多种中医“阴虚”和“阳虚”高血压动物模型，以研究中医虚证与肾上腺皮质功能间的关系。年，赵光胜提出高血压发病的“肾脏与神经轴心平衡失调”的假设。并从年起，在国内率先开展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system，RAS）与高血压的研究[3]。
—年我国高血压基础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医科院和上海高研所等研究机构陆续恢复研究工作，我国高血压基础研究得到重视，并步入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医科院的陈孟勤、郑永芳、文允镒等对高血压的血管机制进行了系列研究，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膜片钳实验室，并开展了红细胞源降压因子研究[2]。在赵光胜领导下，年起，陆以信等采用放射免疫法建立了血浆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缓激肽、脑啡肽等检测技术，并生产了检测药盒。研究所还从日本引进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pontaneoushypertensiverats，SHR）、卒中型SHR（SHR-SP）等种群，研制出全自动大鼠测压仪，推动了我国高血压动物实验研究[3]。年起，赵光胜团队开展高血压血细胞膜离子转运缺陷的系列研究，以后在重庆和西安等地也开展了此项研究。赵连友教授团队开展一氧化碳系统和内质网应激与高血压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应激因素（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线粒体应激）参与高血压发生和发展并与靶器官损害有密切关系的分子生物学的机制[4-5]。吕卓人团队进行了长达18年的内源性哇巴因的实验和临床研究，提出了内源性哇巴因活性与高血压发病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起，一批在欧、美、日本等国学成的中青年学者陆续回国。除北京、上海外，重庆、西安、广州、乌鲁木齐、武汉、长沙、福州等地陆续成立了高血压或心血管病研究所（中心），开展高血压基础研究。在国家攻关项目，国家、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下，我国高血压基础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这段时期我国高血压发病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子遗传学、血管重塑和血压调节机制等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十多年间，高血压基因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各地（包括新疆等地的多个少数民族人群）在建立高血压遗传资源库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基因多态性与高血压的关联研究。上海高研所还开展了高血压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associationstudies，GWAS)”。年，包括“瑞金研究”在内的8个东亚人群血压GWAS荟萃分析，发现了东亚人群中特有的5个与血压相关的基因变异新位点[6]。在高血压易感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研究上，顾东风团队取得重要进展[7]。上海医院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的基因诊断以及继发性高血压的基因研究[8]。在高血压表观遗传学研究方面，蔡军团队报道人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HCMV）及其编码的microRNA可能与高血压发生有关[9]。汪道文团队报道microRNA-21通过调节线粒体编码的细胞色素b(mt-Cytb)降低SHR血压，改善高血压诱导的心肌肥厚[10]。周宏灏团队在高血压药物基因组研究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
高血压血管重塑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也成为研究热点。年朱鼎良报道SHR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增殖增快[11]，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以血管外膜为特色的高血压血管生物学系统研究。年“上海市血管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立，高平进团队进一步开展血管外膜及其周围脂肪组织研究，发现血管外周脂肪组织释放的免疫因子补体C3调节血管功能，并参与高血压血管损伤机制[12]。陶军团队开展了高血压血管内皮损伤机制的系列研究[13]。唐朝枢、齐永芬团队对小分子血管活性肽在血管病变中的作用及机制进行了系列研究[14]。
在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赵光胜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血压营养病因学研究”，进行了苯丙氨酸代谢异常与高血压遗传机制的系列性临床和基础研究。祝之明团队进行了代谢相关性高血压发病机制的系统研究，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他们发现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1(transientreceptorpotentialvanilloid1，TRPV1）激动剂辣椒素具有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TRPV1有望成为高血压的新干预靶点[15]。最近，他们的研究揭示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δ(peroxisomeproliferatoractivatedreceptor-δ，PPARδ/adiponectin/SGLT2轴在维持正常糖盐代谢中起重要作用，为糖尿病相关高血压的防治提供了干预靶点[16]。刘治全、牟建军团队在盐敏感性高血压的分子遗传机制研究方面,做了系列性临床和基础研究。苏定冯团队在血压波动性（bloodpressurevariability，BPV）方面的研究成绩突出，他们的研究表明，BPV能导致靶器官损伤，并对其机制和药物治疗进行了系统研究[17]。曾春雨团队对肾脏多巴胺受体在高血压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系列研究[18]。
廖玉华团队报道一种针对血管紧张素Ⅱ的1型受体的治疗性疫苗ATRQβ-，对于高血压实验动物具有降压作用[19]。段胜仲团队的研究表明T细胞盐皮质激素受体有可能成为高血压治疗的新靶点[20]。在其他相关研究方面，惠汝太团队报道维生素K环氧化物还原酶复合体1(VKORC1）危险等位基因是脑卒中等疾病的遗传分子生物标记[21]。曾春雨团队报道缺血性损伤后的成年心肌细胞具备再生能力,并阐明了心肌细胞再分化的分子机制[22]。
基础研究对于进一步阐明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发现干预新靶点，开发新型降压药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固定布局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医院成立高血压专科病房，集中诊治危重高血压患者，并建立了首钢防治基地与高血压病房的转诊通道。年，在西安召开第1次全国心血管会议，采纳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宛、高润泉教授建议，确定了我国高血压的定义及诊断标准，并将原发性高血压称为高血压病。同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将高血压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医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组成协作组。年提出高血压综合快速疗法，该方法重视对患者教育，发挥患者主观能动性，实际上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医学的早期探索。
年，刘力生、黄宛教授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大动脉炎”的概念，丰富了大动脉炎及肾血管性高血压的诊治内容。年由上海高血压研究所研制成功“复方降压片”，在我国高血压基层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心脑血管事件为终点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是临床研究的“金标准”，是临床研究证据的主要来源。为探索适合国人的防治方案和策略，改善高血压防控效果，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降压临床试验。
医院刘力生教授牵头的中国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systolichypertensioninChinaSyst-China)、医院龚兰生教授牵头上海老龄人群硝苯地平研究（Shanghaitrialofnifedipineintheelderly，STONE）、成都张廷杰教授牵头的成都高血压干预研究，以上3项试验是我国最早开展的循证医学研究，结果均表明以钙拮抗剂为基础的降压治疗可显著降低我国高血压患者卒中及心血管事件风险。
年，刘力生教授牵头开展中国脑卒中后抗高血压治疗研究（post-strokeantihypertensivetreatmentstudy，PATS），证实吲哒帕胺降压治疗可减少脑卒中再发风险27%。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牵头开展了中国急性心肌梗死临床治疗研究-Ⅰ（ChinesecardiacstudyⅠ，CCS-I），入选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例，结果表明卡托普利（12.5mg,3次/d,4周）可减少心血管死亡及心力衰竭发生风险。年刘力生教授牵头开展中国阿司匹林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试验（Chineseacutestroketrial，CAST），入选患者例，结果表明阿司匹林降低脑梗死再发风险。
年，医院牵头国家九五攻关课题“非洛地平高血压并发症研究（felodipineeventreductionstudy，FEVER），入选高血压患者例，表明在氢氯噻嗪治疗基础上，加上非洛地平可明显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医院王文教授牵头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高血压综合防治研究”（Chinesehypertensioninterventionefficacystudy，CHIEF），入选高血压患者例，随访4年的结果表明，氨氯地平+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与氨氯地平+利尿剂组均可使血压控制率达85%，心脑血管复合事件发生率差异不明显。近年来，霍勇教授牵头的中国脑卒中一级预防研究结果显示：在降压达标基础上，与单纯降压比较，补充叶酸可降低脑卒中的风险21%。刘力生教授牵头的正常高值血压干预试验和脑卒中后降压调脂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效果。Syst-China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CCS-I获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FEVER、Syst-China、STONE等被欧洲高血压指南引用。
在刘力生教授领导下,我国学者参加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包括脑卒中后降压试验（perindoprilprotectionagainstrecurrentstrokestudy，PROGRESS）、CCS-Ⅱ、肝素和极化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试验（CREATE）、雷米普利心血管预防研究（ongoingtelmisartanaloneandin
转载请注明：http://www.fanghuyou.net/ngszlff/4371.html
